“撼山易，撼岳家军难”“冻死不拆屋，饿死不掳掠”，岳家军的战斗力强到让金人闻风丧胆。可就是这样一支铁军，在岳飞遇害之后，轻易地就被瓦解，那个从汤阴老家就跟着岳飞起兵、出生入死十几年的老兄弟王贵，为什么偏偏在最关键的时候，递出了那把捅向岳飞的刀子？
北宋末年，金兵南下，天下大乱。岳飞的老家相州汤阴（今天河南安阳那一带）也遭了兵灾。二十岁出头的岳飞，背着老娘，拖家带口地逃难。但他骨子里是个血性男儿，看到山河破碎，怎能袖手旁观？他投了军，最初是在真定府当了个小队长。后来河北招抚使张所看中了他，把他推荐到东京留守宗泽的麾下。宗泽是个了不起的老头儿，七十多岁了还一心想着收复开封，可他死得太早了，接替他的杜充是个软骨头，没多久就投降了金人。岳飞的部队，就是在这种乱局里，靠着军纪和战功，一点一点打出了名堂。
王贵是什么时候来的呢？史料上说，建炎年间（1127-1130）王贵就已经在岳飞麾下效力了。两人是真正的汤阴老乡，打一开始就是一条绳上的蚂蚱。从那时候起，王贵就跟着岳飞，打宜兴的土匪郭吉，平虔州的盗贼，讨伐曹成，收复襄阳六郡——大大小小的仗打了几十场，从死人堆里爬出来不知道多少次。说他们是“生死兄弟”，一点也不过分。
可就是这样一位老兄弟，后来却成了一个说不清道不明的人。
要说岳家军的编制，那真是堪称南宋初年最强战斗力的代表。到了绍兴九年（1139年），岳家军的规模已经达到了惊人的程度，全军分为十二个军。根据史料记载，这十二军共有22名统制、5名统领和252名将官分别率领，其中包括正将、副将和准备将各84名。这十二军分别是：岳飞亲自掌握的精锐亲卫军“背嵬军”，张宪的前军，庞荣的右军，王贵的中军，牛皋的左军，王经的后军，董先的踏白军，李道的选锋军，赵秉渊的胜捷军，李山的破敌军，姚政的游奕军，还有水军横江军。在这样庞大的军事体系中，王贵出任中军统制，地位仅次于岳飞本人和副手张宪。而张宪担任前军统制，这两个人就是岳飞的左膀右臂，岳飞不在营中的时候，就由他们两个代替岳飞指挥全军。
说到这里，可能有人会问：张宪和王贵都是岳飞最信任的人，为什么后来的结局完全不同呢？这就得从岳家军的内部关系说起。王贵和张宪，虽然在职务上是平起平坐，但这两个人的性格和作风差别很大。张宪这个人，史料上说他“为人刚直，勇于战斗”，是个直来直去的硬汉。他的前军副统制叫王俊，绰号“王雕儿”，这个人贪婪凶狠，在军中名声很差，张宪平时没少惩治他，王俊心里早就憋了一肚子火。这种上下级之间的矛盾，后来成了秦桧手里的刀子。
而王贵呢？他的性格恐怕要复杂得多。从史料记载来看，王贵为人谨慎，在军中更多的是扮演一个“管家”的角色，负责日常管理，不太喜欢出头。这种性格在当时的环境里本来不是什么问题，可到了风口浪尖上，一个人的性格往往就能决定他的命运。
王贵跟着岳飞打的那些仗，要是细细数来，真能写一本厚厚的兵书。咱们挑几个重要的说。
建炎四年，岳飞占据宜兴作为根据地，王贵带着两千兵，跟傅庆一起打跑了土匪郭吉，这是王贵在史书上第一次露脸。后来岳家军的名气越来越大，各路英雄好汉都来投奔，牛皋、董先这些人，都是在这时候加入的。
绍兴四年，岳家军发动了收复襄阳六郡的战役。那场仗打得漂亮，王贵跟张宪配合，在邓州城外大破金将刘合孛堇和伪齐李成的联军，克复了邓州。这一仗打完，岳家军才算真正在荆襄一带站稳了脚跟。
绍兴六年，岳家军第二次北伐，王贵跟郝晸、董先等人一路打到虢州卢氏县，又分兵西取商州，东占伊阳县，把岳家军的势力范围大大往北推进了。
但是，真正让王贵在历史上留下大名的，还是绍兴十年的那场大战。那一年，金朝撕毁和约，金兀术（完颜宗弼）大举南侵。岳飞率军北伐，岳家军全线出击。王贵负责收复开封府以西的地区，他指挥杨成夺取了郑州，又命人夜袭金军万夫长漫独化的营寨，中军副统制郝晸等人克复了西京河南府。可以说，岳家军能一路势如破竹地打到朱仙镇，王贵功不可没。
但就在这场大战里，发生了一件对王贵后来命运影响深远的事。
颍昌之战，金军主力猛扑过来，王贵、岳云、董先、姚政、胡清等人跟金军展开了血战。仗打到最激烈的时候，王贵心里发虚，想带着部队撤退。幸亏岳云及时制止，才没有酿成大祸。战后，岳飞知道这件事，气得差点把王贵军法从事，幸亏诸将求情才饶了他一命。这件事，既是岳飞治军之严的体现，也为后来秦桧挑拨离间埋下了一根刺。
要说岳飞治军之严，那真是到了六亲不认的地步。岳家军流传最广的一句话就是“冻死不拆屋，饿死不掳掠”。这可不是说着玩的，是岳飞拿刀子砍出来的军纪。有一次，岳家军驻扎的地方有户人家失了火，王贵手下的一个兵趁乱偷了老百姓家的芦筏。岳飞知道了，当场就把那个兵给斩了，还打了王贵一百军棍。这事儿在岳家军里传开了，谁也不敢再犯。你说王贵心里能不憋屈吗？可他当着岳飞的面还得说：“将军赏罚都是为了维护军纪，我并没有怨恨。”这话说得滴水不漏，但谁能保证他心里没有一丝芥蒂呢？
可话说回来，在绍兴十一年之前，王贵是不可能有背叛岳飞这个念头的。因为那时候岳飞还是手握重兵的大将，朝廷还得倚仗他来抵挡金兵。王贵心里清楚得很，他在岳家军里的地位，全系于岳飞一人。岳飞要是倒了，他王贵也好不到哪里去。
但是，历史的转折点来得太快了。
绍兴十年，岳飞在郾城和颍昌打得金兀术丢盔弃甲，金兀术甚至发出了“撼山易，撼岳家军难”的哀叹。岳家军前锋一直打到朱仙镇，离旧都开封只有四十五里了。可就在这时候，朝廷的十二道金牌来了，催岳飞班师回朝。岳飞看着那些金字牌，仰天长叹，流着泪说：“十年之功，毁于一旦！”然后带着十万大军撤了回来。
很多人到现在都想不通：岳飞在前线打得好好的，朝廷为什么要叫他撤兵？说到底，是宋高宗赵构和宰相秦桧一心想着跟金人议和。在他们看来，岳飞打仗越厉害，议和就越难成——金人说了，岳飞不死，和议不谈。这话听起来荒唐，但历史就是这么残酷。
绍兴十一年，朝廷做了一连串的动作。先是把岳飞、韩世忠、张俊三个大将调回朝廷，封了枢密使、枢密副使，看着是升官了，其实是明升暗降，把兵权给收了回去。韩世忠心灰意冷，回家养老去了。张俊呢，本来就跟岳飞不对付，这会儿干脆倒向了秦桧，成了陷害岳飞的急先锋。只有岳飞还硬挺着，上书反对议和。
这下可惹恼了秦桧。金兀术那边派人来催：不杀岳飞，和议免谈。秦桧一咬牙，决定动手。
可要杀岳飞，总得有罪名吧？岳飞的名声摆在那里，老百姓都敬他，朝廷里也有不少人替他说话。硬扣帽子不行，得有人出来告状，而且最好是岳家军内部的人。秦桧和张俊一合计，把目光投向了岳家军内部那些受过岳飞责罚的将领。他们想，这些人心里肯定有怨气，稍微给点好处，说不定就愿意出来作证了。
他们最先找到的，是前军副统制王俊。这个人绰号“王雕儿”，在军中名声很差，因为违反军纪被张宪惩罚过，一直怀恨在心。张俊一派人去拉拢，王俊二话不说就答应了——这个人本来就是靠告发同伙起家的，干这种事轻车熟路。
但王俊的级别不够高，光他一个人告状，分量不够。秦桧和张俊盯上了王贵。王贵那时候已经是鄂州驻扎御前诸军都统制，岳飞被解除兵权之后，岳家军实际上就归他指挥了。这个人分量够重，只要他肯出来作证，岳飞的案子就做实了。
秦桧和张俊先是派人去利诱王贵，许给他高官厚禄，让他出面诬告岳飞。王贵拒绝了。他对来人说：“岳飞将军无论赏罚都是为了维护军纪，我并没有什么怨恨。”
秦桧他们不死心。利诱不成，就来胁迫。他们派人到处搜罗王贵的隐私，没过多久，张俊亲自出面，把王贵家里一些见不得人的私事甩了出来，威胁他说：你要是不配合，这些事就全给你抖搂出去，到时候不光你身败名裂，你全家老小都得跟着倒霉。
王贵怕了。他怕的不是自己身败名裂，而是怕连累家人。在那个年代，一个人的名声就是命根子，更别说那些见不得光的私事要是捅出去，朝廷说不定连他家人都要治罪。王贵思来想去，最后还是低了头。
据说，王贵在答应之前，痛哭流涕地说过一句话：“我对不起岳帅，可是我一家老小一百多口人又有什么罪呢？”这句话，有人说是在正史里记载过的，也有人说只是野史传闻。但不管真假，它都道出了王贵当时内心的挣扎。一个跟岳飞出生入死十几年的老兄弟，被逼到这份上，心里能好受吗？
绍兴十一年八月，王俊向王贵递交了一份诬告状，说张宪得知岳飞被罢官之后，想占据襄阳造反，帮助岳飞夺回兵权。王贵拿到状子，按照秦桧的授意，把它转给了林大声，林大声又呈到了朝廷。一场陷害岳飞的丑剧，就这样开场了。
张宪被抓了，岳云被抓了，岳飞也被骗进了大理寺。审讯的过程非常漫长。秦桧派何铸去审岳飞，何铸翻来覆去也找不到任何证据，反而被岳飞一身正气所感动，硬是冒着得罪秦桧的风险，说岳飞无罪。秦桧气得要命，换上了万俟卨去审。万俟卨是个酷吏，对岳飞严刑拷打，可岳飞始终不屈。最后，万俟卨实在没办法了，只好说岳飞“谋反”的罪名“莫须有”——也就是“也许有”的意思。
一个“莫须有”的罪名，就这样把一代英雄送上了绝路。绍兴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，也就是公元1142年1月27日，岳飞被赐死于大理寺，张宪和岳云被斩首。岳飞死的时候，年仅三十九岁。
岳飞死了，岳家军也完了。朝廷对这支曾经让金人闻风丧胆的铁军，下手一点都不手软。他们的策略很明确：处死岳飞、张宪这些核心人物，拉拢王俊这种败类，架空王贵这些意志不坚定的人。
王贵在岳飞遇害之后，心情可想而知。他大概一辈子都忘不了岳飞看他的眼神，忘不了岳飞对将士们说的那些话。他也知道自己处境危险，军中那些忠义之士，私底下都在骂他是叛徒。他要是继续在军队里待着，说不定哪天就会被人暗杀了。于是，绍兴十二年三月，王贵向朝廷引咎辞职，说自己身体不好，想回家养老。朝廷顺水推舟，批准了他的辞呈，改授他为侍卫亲军步军副都指挥使、福建路马步军副都总管。
听着头衔挺大，什么“副都指挥使”、“副都总管”，其实全都是虚职。按照宋朝的制度，凡是官名前带“添差”二字的才是实职。王贵这个“副都指挥使”，不带“添差”，就是个空架子，手里一个兵都管不了。实际掌握福建军队的，是张俊和秦桧的亲信。
王贵出卖岳飞换来的“回报”不是什么高官厚禄，而是一个有名无实的闲差。赵构晚年甚至对人说：“王贵这些人安享太平这么多年，可见当初军中的激愤之情早就淡了。”这话说得轻描淡写，好像王贵等人当初的背叛，根本就不值一提。在皇帝眼里，王贵不过是一条被利用完了就可以扔掉的狗。
更讽刺的是那个最早跳出来告发的王俊。这个“王雕儿”告倒了岳飞和张宪，朝廷给他的赏赐就是升了几级官，继续留在军中任职。可他也没落着什么好下场，历史上对他的记载寥寥无几，后人提起他，永远只有两个字——“败类”。
而王贵呢？他后来被调到福建，日子过得怎么样，史料上没有详细的记载。只知道他绍兴二十三年（1153年）在任上病死了。死了之后，朝廷追赠了他一个“宁国军节度使”的虚衔。活着的时候是虚职，死了之后也是虚衔，王贵这一辈子，说起来也是够唏嘘的。
说到底，王贵的悲剧在于：他不是一个彻底的坏人，但他做了一件彻底的事。他不想背叛岳飞，可他最终还是背叛了。他不是贪图富贵，可他还是被人用见不得光的隐私逼着就范了。他不是一个懦夫，可他在最需要勇气的时刻，选择了沉默和顺从。
有人说，王贵要是当初挺住了，不答应秦桧，他能怎么样呢？答案是：他和他的家人，恐怕都会在张俊的迫害下死无葬身之地。在那个年代，秦桧和张俊只手遮天，连韩世忠那样的大将都不敢轻举妄动，何况一个王贵？赵构为了议和，连岳飞都舍得杀，还会在乎一个小小的王贵吗？
可是，话又说回来了。人活一世，总有些事情，是不能用“利害”来衡量的。王贵跟着岳飞出生入死十几年，受过的恩惠、结下的情义，难道还不值得他豁出命去守护吗？如果说岳飞是那个时代的英雄，那王贵就是那个时代最真实、也最让人心酸的注脚。
绍兴三十二年（1162年），宋孝宗即位，为岳飞平反昭雪。岳飞被追复原官，改葬于杭州西湖栖霞岭，追谥“武穆”。那些诬陷岳飞的人，死的已经死了，活着的也被贬官的贬官，流放的流放。可是，王贵已经死了九年了。
据说，王贵在晚年的时候，经常一个人发呆，一坐就是一整天。有人问他怎么了，他摇摇头，什么也不说。也许，在他心里，岳飞的样子一天比一天清晰。他想起岳飞在战场上身先士卒的身影，想起岳飞对将士们“冻死不拆屋，饿死不掳掠”的教导，想起岳飞在面对十二道金牌时流下的眼泪。他可能也想起了自己当初在岳飞面前说的那句话——“我并没有怨恨”。这话现在想起来，真像是自己给自己挖的一个坑。
王贵最终还是没有死在战场上。他死在病榻上，死在一个闲职上，死在一个无人问津的地方。他的一生，前期是沙场猛将，后期是沉默的背叛者。中间的那道坎，他用了一辈子的沉默来偿还。
岳家军的故事，从来就不是一个简单的“好人”与“坏人”的故事。岳飞是英雄，这个毋庸置疑。秦桧是奸贼，这个也毫无争议。可是夹在中间的那些人，那些曾经跟岳飞并肩作战、后来却在历史的漩涡里身不由己的人，他们的故事，往往更让人心酸。
王贵的沉默，不是偶然的。那是那个时代的悲剧，是一个英雄被自己人背叛、忠良被陷害、正义被践踏的时代。在那个时代里，连一支“撼山易”的铁军都保不住自己的主帅，连一个跟主帅出生入死十几年的老兄弟都保不住自己的良心。
这大概就是王贵最让人扼腕的地方吧。他不是一开始就想背叛的。他是被逼的。可是，人活到一定的岁数就会明白，“被逼的”这三个字，并不能洗清一个人的罪过。岳飞死在大理寺的那一天，王贵这一辈子，就再也抬不起头来了。
读着这段历史。我们很容易说：王贵就是个叛徒，不值得同情。可是，如果我们设身处地地想一想——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，在一个皇帝和一个奸臣联手要杀你主帅的境地里，你能保证自己比王贵做得更好吗？
我不确定。也许，这才是历史最让人难过的地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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